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战

2019-06-29 作者:历史   |   浏览(139)

永利电子游戏网站 1张国焘毛泽东 本文摘自:《王明年谱》,编者:郭德宏,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37年12月9日,王明在9~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这个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二、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三、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在第一部分中,报告指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报告说:“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的民主制度,报告说虽然“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已经开始民主化”。 在第三部分中,报告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为要加强国共合作,报告提出:就要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如“分成左中右三派”,也“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在个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要“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八路军在新占领区域,“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虽然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但八路军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一个更详细的记录稿上,这个报告还有如下的内容。 第一,说全国抗战后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等。 第二,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在军队问题上,报告虽然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认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说“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报告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第三,说“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并批评刘少奇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当作政策是不对的,提出单打维持会也是不对的”,还说“对于中国的军队不是说旧军队不行,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总的是在旧的军队基础上改造军队”。 第四,说“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争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团体”;“现在中国需要统一的群众组织,不要分裂的群众组织,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一定要争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市党部来参加”。 第五,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此外,还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前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并作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六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致同意王明同志的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线,即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路线,以便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几亿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直到在苏联全面帮助下和其他各国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政治局一致赞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志的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会议根据王明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路线,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整个武汉时期“全党是在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伪造”。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已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简直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页。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些问题相当棘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会议一开始,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他说:“这个会议是转变关头的会议。”“现在说来,中国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片面的抗战。”对国共关系,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抓住抗日为中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民主与民生等问题而放松抗日这一中心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需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不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淹没在浪潮中,而是要在民族革命浪潮中保持独立性,使我们在大海中不会淹死。”⑧这正是重申洛川会议的方针。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

接着,由王明作报告。他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唱的调子却是着重批评洛川会议提出的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他在报告中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这本来并不成问题,而他强调的却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象,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⑤

《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其妇女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当然,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周恩来这段评论,在用词的分寸把握上是很慎重和准确的,没有缩小,也没有夸大。

要合作,而且是相当长时间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些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让步。它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换得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中华民族。问题在于: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在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斗争?哪些让步是容许的,哪些让步是不容许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是缺少足够经验和没有把握的新问题。在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表面上还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时,尤其如此。事后看来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却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的根本原因。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张闻天意见,1938年2月10日。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⑩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日。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有过一段不算大也不算小的曲折,出现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到第二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半年多时间。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路线的本质: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它在党内不少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果沿着这条错路走下去,中国革命又会遭受新的挫折。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王明的右倾错误终究只是局部性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根本上给予了纠正,避免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

中国全民族抗战到来的大趋势虽然早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仍有突然性。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可是事变将如何发展,是以前曾多次发生过的那种局部性事件,还是全民族大规模抗战的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中国共产党必须很快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相应的应对方针。

对军事问题,他也强调要实现“统一”,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分裂军队的统一。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这样尖锐。”“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人民拥护八路军,许多同志过于高兴,也是不好的。”⑨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永利电子游戏网站,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3月¨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参见《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要实行国共合作,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国民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难以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他既需要国共合作来抵抗日本侵略,又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乃至最后消灭共产党。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放松甚至放弃了独立自主,听任别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清醒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稼祥选集》,第141页。

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 9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1937年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⑩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312页。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3日。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4页。

《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0月8日。

张闻天在9月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这些是王明从莫斯科归国前的事情。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5日。

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遭到敌人侵略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这次合作能够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里,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这种伤痕难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仍力图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包括严重的斗争。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国民党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队,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迅速壮大,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两党矛盾的焦点。

既然王明很明白地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重要的力量?”“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那么,他所说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所强调的“服从”,也只能是一切“服从”蒋介石。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不仅如此。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有了不同意见的比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对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些根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觉地坚持这些原则。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版,第455、456页。

王明和康生在11月14日动身,29日到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十二月会议。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1日。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走向胜利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

所谓“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说到,洛川会议主要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军事战略问题,都谈了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的报告正是针锋相对地直指这个问题。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他提出一个口号:“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这是记录的原文,也没有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

王明归国和十二月会议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第396页。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两党关系问题。他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强调了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对前一个问题,他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a,在统一战略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指挥原则。b,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作战原则。c,山地战——要达到创造根据地及便于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对后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处于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1927年革命,以后只有组织的独立性,而无政治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有大革命教训。”②

参见《群众》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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